1928年9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指战员策应石门县武装暴动,在石门县西北部的渫阳和泥沙两次遭惨国民党军重创,队伍大部溃散。贺龙军长带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余部撤退到桑植县、鹤峰县边境的堰垭街和梅坪的大山中。1928年11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桑植县、鹤峰县交界的堰垭进行“堰垭整编”,走上胜利的道路,在红四军建军史上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一、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策应石门县暴动受挫
“罗峪整训”结束以后,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共湘西特委要求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到石门县活动、支援南乡起义的计划,留下部分工作人员和贺英、徐焕然、贺满姑带领的桑植县留守游击队员在罗峪保护后方的军人家属,坚持武装斗争。1928年8月20日,贺龙军长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1500多人东进,从桑植县罗峪出发,经桑植县的淋溪河、长潭坪和白石、鹤峰县的江口、铁炉坪,上石门县西北部南北镇,于8月25日抵达磨岗隘(现名为磨市镇)。
中共湘西前委、中共湘西特委和中共石门县委的负责人陈昌厚和曾庆轩等人在石门县磨岗隘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石门县西北乡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活动几天以后,于9月4日移师到石门县渫阳(又名仙阳)刘家峪,驻在曾贤满家。贺龙获悉澧县革命斗争情况,在当天晚上制定澧县王家厂暴动的计划。次日,贺龙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指战员进行长途奔袭,抵达澧县王家厂,中共澧县县委曹志民等人前往接应。9月6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和中共澧县县委在澧县王家厂北街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参军,处决3个地主豪绅和5个征税员,烧毁反动团防局局长陈汉洲的十间房屋契约,并把没收土豪的财物分给贫农。同日,侦察排孙排长带领30多名战士向东出兵大堰垱,袭击徐耀东的保商团,夺取枪支30多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和中共澧县县委举行的军事行动“王家厂暴动”,推动澧县革命斗争,产生较大影响,澧县杨家湾和郑坪等地游击队迅速发展。在此期间,中共湘西特委机关遭到破坏,被捕者供出割据石门县的计划。于是,反动当局调集国民党军和周边县团防兵,企图围剿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9月7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回师到石门县渫阳刘家峪,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带领主力部队驻扎在渫阳新开寺,军长贺龙、军参谋长黄鳌以及短枪队员仍然驻在曾贤满家。翌日凌晨,军部遭到国民党军第十四军教导师师长李云杰部第二团、石门县团防兵罗效之部和渫阳土著武装伍岳楚部等部1000多人夹击。短枪队员掩护军部人员转移,仓促应战,边打边撤,军参谋长黄鳌在山腰里中弹牺牲。贺龙等军部人员在短枪队员掩护下,冲出包围,奔往端寺垭。贺锦斋率部阻击,方才脱险。在刘家峪战斗中,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共伤亡100多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北撤至安溪,贺锦斋和唐占益率领短枪队化装成烟商,于9月15日歼灭泥沙镇团防队30余人、缴获30支抢。9月22日凌晨,石门县团防头子罗效之带领400多名团丁袭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部驻地泥沙镇。贺锦斋师长率领短枪队和游击队负责后卫,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然后,贺锦斋指挥后卫队以枪声吸引敌人,并与敌军罗效之团防兵展开“丝茅岭战斗”。虽然寡不敌众,但是经过四个小时反击,终于打退进攻之敌。后来,贺锦斋在枫香坡的半坡上阻击时,被敌人吴国安从茶树丛射来的一梭子弹击中头部,英勇牺牲,实现“吾将吾身献吾党”的誓言。后卫队的余部撤退到南北镇,与主力部队会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仅剩的200余人于10月撤至桑植县、鹤峰县交界处的走马坪、红土坪、梅坪和堰垭一带大山之中。
二、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指战员在困境中求生存
国民党军独立19师师长陈渠珍联络桑植、慈利、石门、鹤峰、宣恩等县地方团防队伍,于1928年冬包抄而来。11月初,敌军陈友丞部秘赴桑植县金藏堵截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南移。11月2日,敌军独立19师师长陈渠珍派遣的姜文周团由桑植县龙潭坪的白竹坪和三合街(即为今桑植县龙潭坪镇三合界村)进剿至鹤峰县红土坪。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贺龙等100余人在红土坪的田少孟家被姜文周部包围,处境非常危险。经过奋力反击,虽然冲出重围,但是伤亡数人。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中共湘西前委决定军队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在逆境中求生存。贺龙、王炳南带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指战员分别进入桑植县、鹤峰县边界的红土坪、七郎坪、九洞坪、堰垭街等地大山之中,驻在庾家垭庾家大屋(其址曾属桑植县龙潭坪镇三合界村堰垭组)等处,与敌周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指战员日夜转移,异常艰苦。不到一个月,易地20多处。每天搬迁,夜不能寐。贺龙历经艰险,生活困难,被迫住进堰垭的锁龙山锁龙洞(其址曾经属桑植县龙潭坪镇堰垭村涂家铺组,又名为九龙洞)。在10月的一天夜晚,贺龙走到锁龙洞外,代替已经潜逃的红军战士站岗放哨。贺龙看见几人从洞里跑出,立即质问。带头逃跑的吴云清拉起枪栓,竟向贺龙开枪。敏捷的贺龙躲过射来的子弹,在后面追赶的几名红军战士速把吴云清扑倒在地。
敌人封锁梅坪,致使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陷入极端困难之中。初冬时节,天气转冷,部队战士穿着单衣,在寒风凛冽的高山树林之中露营。在处境危难之际,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得到群众支援。七郎坪地方武装首领谷德乾、谷德桃兄妹为贺龙等人的安全奔波,并为军队运送生活用品和药品。谷德桃带着20多人,背来一些大米、油盐、土布和棉花。解决吃穿问题以后,军队弹药补充和伤病员安置尚无着落。谷德桃带领战士前往官地坪,劝说亲友谷岸峭、向虞卿,建立秘密联络处。经过四天奔波,往返360多里山路,带回许多枪支弹药和军用药物。
三、贺英带领游击队员为军队运送急需物资
农历10月23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指战员撤退到桑植县、鹤峰县交界的堰垭活动。战士住山洞,吃野菜,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军队处境艰难,减员到100余人。
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处于极度艰难的在危急关头,卢冬生找到在鹤峰县梅坪打游击战的贺英,向贺英报告贺龙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被困在深山中的情况。贺英率领游击队员20多人用20多匹骡马运输物资,跋山涉水,于10月25日进入鹤峰县堰垭附近的曲溪隘李家湾,给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送来大批子弹、银元、粮食、食盐、腊肉、棉花、布匹、衣服、药品等急需物资。请来10多个裁缝师傅和弹棉花匠为军队指战员们赶制棉衣和棉被。贺英运来急需物资,对于受困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可谓“雪中送炭”,发挥重要作用。贺英同贺龙进行长谈,贺龙向大姐诉说部队失利情况。贺英为贺龙支招,建议整顿队伍。贺英的帮助让贺龙部受益匪浅,贺龙在《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中写道:“正当工农革命军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地时,贺英同志带着一批棉布、棉花、子弹和银元及时支援了工农革命军”。
四、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进行堰垭整编
桑植县龙潭坪镇三合界村的地名“堰垭”因庾家垭附近曾有三口堰塘而得名。桑鹤交界之处广义的“堰垭”地域范围较宽,现在的桑植县龙潭坪镇三合界村的堰垭组、洞湾组、聂家台组、涂家铺组、珠峪溪组、上湾组6个组和鹤峰县走马镇梅坪村均属于“堰垭整编”所在地。桑植县龙潭坪镇三合界村现存九龙洞、红军树和战壕遗址等红色文化遗址。鹤峰县曾于1990年设置堰垭镇,包括梅坪村、红土村、杜家村、曲溪村、九洞村和柘坪村6个村。
1928年11月中旬,中共湘西前委根据几次遭受挫折的教训以及贺英同志的建议,在桑植县、鹤峰县边界堰垭街附近的梅坪岩湾汪家屋场对部队进行为期10多天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整编(“堰垭整编旧址”汪家屋场现在位于鹤峰县走马镇梅坪村九组,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军部设在邓石虎家(其建筑现在位于鹤峰县走马镇梅坪村九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部旧址”邓家屋场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载:“中共湘西前委率剩余人员撤到鹤峰堰垭一带。此时,全军只剩下100余人、72支枪……因而决定,部队在堰垭进行整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典 》也载: “湘鄂边红4军在贺龙领导下在湖北鹤峰东南的堰垭对湘鄂边红4军进行了整编。”这次整编的目的是为整顿部队存在的不良倾向和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按照官兵一致原则,建立部队民主制度,加强部队的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克服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武断作风。中共湘西前委领导贺龙、王炳南、张一鸣和陈协平等人,进行思想教育,整顿革命队伍,疏散伤病战士和年老体弱之人,遣散动机不纯洁分子和政治不坚定分子,在桑植县龙潭坪庾家垭处决滕树云、朱炳章和周瑞姑阴谋拖枪叛逃投敌事件。
在“堰垭整编”过程中,撤销师的建制,将军队编为一个大队,由陈协平负责党务,王炳南负责军务,统属前委领导;全军只剩91人、72支枪,共编为9个班,由罗统一、贺炳南、贺沛卿、王湘泉、唐占益、田明贵等人担任班长,廖卓然担任排长,王炳南担任大队队长。健全军队党的基层组织,建立一个党支部。陈协平担任党支部书记,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致使每个班都有党员、团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贺龙担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秘密指挥,化名为“王胡子”,起到迷惑敌人的作用。经过“堰垭整编”,虽然队伍人数减少,但留下的都是经过严峻考验、富有斗争经验的骨干,政治觉悟较高,立场更加坚定,都能英勇战斗。军队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得以加强,形成以党为坚强领导、以党员为核心的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的战斗集体,面貌大为改观;军队保存了力量,纯洁了人员,提高了战斗力,走出了困境。从此以后,走上胜利的道路。
在“堰垭整编”之时,中共湘西前委贯彻中央的路线,确定向鄂西南地区游击的计划,即:要扩大游击区域,不局限于一隅;要争取土著武装“神兵”,壮大革命队伍,进行武装割据。中共湘西前委研究对具有反抗精神的农民“神兵”的政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对于“神兵”首领实行分化,打击顽固首领;吸收下层有觉悟的群众,使之成为党和革命武装的群众。因此,堰垭整编积累改造和利用地方武装的经验。“堰垭整编”结束以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北进鄂西南地区收编部分“神兵”队伍,留下贺英领导的湘鄂边游队在太坪镇锅儿台等后方坚持革命斗争。贺龙军长给谷德桃十多条长枪,任命她为鹤峰县七郎坪游击队队长。
通过“堰垭整编”,加强了军队党的领导,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严格了党员的组织管理,提高了战士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因此,“堰垭整编”为军队恢复铺平道路,是湘鄂边红四军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堰垭整编”堰垭整编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一是形成了党的坚强领导,为军队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二是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三是优化了军队的管理机构,充实了军队的基层骨干。四是纯洁了队伍,精简了官兵,提高了战斗力。贺龙在1961年2月向写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谈到湘鄂西武装斗争历史时说:“1928年那次石门失败转到鹤峰大山里的时候,若没有我大姐的支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石门垮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脑子也清醒了些,个人英雄的骄傲劲头也减少了。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姐姐(贺英)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三个月,共九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也有团员。廖卓然当排长,王炳南当大队长。”
五、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转战于鄂西南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堰垭整编以后重整旗鼓,得以发展。中共湘西前委根据中共施鹤特委来信,决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向鄂西南开展游击活动,利用各种矛盾,争取上层人物,团结下层“神兵”,并且沿途吸收、改造农民自卫军和土著武装,发展工农武装队伍,扩大政治影响,打开湘鄂边区斗争的局面。贺龙是中国共产党较早改造、利用“神兵”的领导人。中共湘鄂西前委和贺龙通过争取和教育“神兵”,使其转变成革命战士,壮大革命武装力量。这是贺龙的创举,对创建湘鄂边苏区发挥重要作用。
1928年11月24日,贺龙带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指战员从堰垭的梅坪出发,到达鹤峰县王家河贺龙的小外公王猶强的家里。王猶强请人杀了一头肥猪,为亲人们接风洗尘。次日,贺龙带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指战员又从王家河出发,冲过宣恩县沙道沟,于11月29日到达宣恩县晓关的禹王宫,收编乾文统带领的农民武装“神兵”40余名。12月3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抵达利川县老屋基,会合中共施鹤特委书记杨维藩部,共同召开联席会议。在此会后,中共湘西前委派人到咸丰县黑洞,说服“神兵”李宝山之部属90多人加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中共湘鄂西前委决定智取利川县汪家营。工农革命军指战员于12月14日前往汪家营团防院,贺龙和王炳南跨门进去,几十人分成两排鱼贯而入。进到院里,汪家营团总李长清(即铁拐李)向“王胡子”行礼之时,王炳南拔出匕首,对他后背猛刺一刀。廖排长指挥两排战士对付团防兵,把他们拦腰抱住。门外的20多人一拥而入,其余团丁50多人看着工农革命军战士缴获架着的20多支枪。贺龙发表接受神兵参加工农革命军的讲话以后,40多名俘虏表示愿意留下干革命。至此,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又有400多个人、200多支枪。于是,增设“神兵特科大队”,杨维藩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神兵特科大队大队长。12月16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指战员抵达利川县柏杨坝,在此开仓济贫。12月24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指战员东出袭占建始县城,击毙建始县长陆祖贽等50余人,缴枪50余支,处决几个贪官污吏。12月28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建始县官店口收编郭春青所带农民自卫军80余人。
1929年1月2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鹤峰县邬阳关斑竹园和本地倾向革命的陈连振、陈宗瑜父子所属农民自卫武装“神兵”队伍200多人会合,并使之收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二神兵特科大队(即俗称铁壳大队),陈宗瑜为大队长,徐锡如为党代表,覃苏为副大队长。中共湘西前委通过改造邬阳关“神兵”,积累利用土著队伍、进行武装割据的经验。
六、鹤峰县邬阳关整编
1929年1月上旬,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鹤峰县进行“邬阳关整编”: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设置第一路指挥部,王炳南担任第一路指挥部指挥,张一鸣担任党代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部设在邬阳关斑竹园聂发清屋休整期间,中共湘西前委受中共湘西特委和中共鄂西特委的委托,负责领导军队和湘鄂边地方党的工作,并更名为“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李良耀、张一鸣、陈协平、汪毅夫、罗统一、杨维藩为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委员,贺龙担任书记,李良耀担任组织委员,张一鸣担任宣传委员,陈协平担任秘书,并以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三人组成常委会。军队党的组织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的特别支部,由陈协平负责,管理军队之党务。此后,中共湘鄂西前委重视党的宣传教育,加强农民运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工作。
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占领鹤峰县城
1929年1月6日,贺龙带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指战员从邬阳关斑竹园出发,陈宗瑜率第二特科大队前锋,抵达留驾司。在1月7日晚上,贺龙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指战员进驻两河口瞒营台。陈宗瑜率第二特科大队,绕道九道水,打散防守观音坡的田少孟所部鹤峰县常练队。1月8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指战员与鹤峰县警备队100多人激战于威风台、大同,鹤峰县唐邀廷县长逃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首次驻防鹤峰县城。1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进攻太平镇,直捣洞长湾,消灭部分团防人员及典狱官,终于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1929年1月中旬,中央交通员卢冬生从上海到鹤峰县,把党的六大文件和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代表中央于1928年10月4日签发的《中央关于军事策略问题给贺龙同志的指示信》面呈中共湘鄂西前委书记贺龙。信中传达党的六大关于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建立红军、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分配土地等问题的决议。贺龙等人于1929年1月看见党的六大决议以后,开始创建红军和开辟苏区。1月13日,成立“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吴天锡担任鹤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并在鹤峰县城召开群众大会,600多名贫民参加会议。在打土豪的过程中,建立鹤峰县农民协会和鹤峰县农民警卫团。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于三月离开鹤峰县城之时,防守工作由鹤峰县农民警卫团和部分“神兵”负责。鹤峰革命政权的建立,是创建湘鄂边苏区的里程碑。鹤峰县苏维埃政府是党在湘鄂边苏区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它的创建翻开湘鄂边革命史的重要一页,积累武装割据的经验。(作者系中共张家界市委党史研究室原正处级调研员)
撰稿:戴楚洲
审核:熊文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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